知識不只是被發現與傳遞，也是在研究制度、專業規則、媒體平台與公共機構中被選擇、分類和授權。掌握資源與命名權的行動者，較容易讓自己的問題定義成為公共議程；邊緣群體的經驗則可能被視為個案、情緒或不可信證言。意義建構的分析因此必須同時追蹤解釋如何形成，以及哪些解釋有機會被制度承認。
思與行
- 研究公共議題時，追問誰能定義問題、誰決定證據標準、誰能公開發言，以及誰承擔解釋後果。
- 保存被排除的經驗與異議，並讓相關社群有機會修正研究者的呈現。
- 不把所有知識差異都化約成權力問題；仍需評估主張的證據品質與可檢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