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不只來自個人認知，也受到組織地位、媒體能見度、專業資格與制度資源影響。握有命名權的人通常更能決定問題如何被定義、哪些證據被重視，以及哪些解方看起來合理。 思與行 研究公共議題時，追蹤誰能設定議程、誰被要求提供證明，以及誰的說法被當作常識。 為弱勢或邊緣群體保留自我命名和修正研究者詮釋的空間。 參考 《組織意義建構的社會過程》呈現領導者與利害關係人的互動差異。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提醒研究本身也會塑造何種知識能被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