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平台的營收依賴持續互動,而使用者又要獨自抵抗通知、預設與個人化推薦時,責任分配便不對稱。個人實踐有價值,但不能替代平台設計責任、監管制度、公共教育、競爭政策與獨立問責。相反地,只依靠政府禁令也可能忽略使用者自主、文化差異與政策信任。

思與行

  • 把行動分為個人、產品團隊、社群組織、媒體產業與政府五個層次,避免只向個人開藥方。
  • 設計政策時公開說明目的、證據、權利保障與申訴機制,建立公眾信任。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