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kes、Colding 與 Folke 指出，地方與原住民族群長期累積的生態知識和資源使用實踐，可能包含觀察環境變化、調整採集方式、設置禁忌或輪替使用等管理機制。作者將這些知識視為適應性管理的一種來源，並非把所有傳統實踐浪漫化，也不是把知識抽離其社會、土地與權利脈絡後交由外部專家代管。研究與政策若要合作，必須處理知識所有權、參與權及不同知識制度間的權力差異。
思與行
- 記錄地方知識時，保留知識持有者、實踐場域、傳承方式與治理權的脈絡。
- 合作研究前先確認社群是否同意分享、如何署名、資料由誰保管、成果如何回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