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 年,Margaret Mead 在美國控制論學會提出「控制論的控制論」(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主張學會本身也應成為控制論分析的對象:如果控制論關心回饋、溝通與組織,那麼研究者社群就不應把自身排除在分析之外。Heinz von Foerster 為這篇演講提供標題;後來「控制論的控制論」逐漸成為第二序控制論的通稱。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第二序轉向並非只由單一理論家突然發明,也包含學術共同體如何反思自身制度、研究方法與知識生產。

這個主張包含兩種相連但不同的工作:一是觀察者將自身納入研究描述;二是研究群體檢視自己的決策、權力與回饋機制。第二者尤其適合用於學會、研究計畫、社群與公共機構的自我治理。它也指出「會議如何進行、誰能發言、哪些問題被承認」不是研究之外的行政細節,而可能構成研究對象的一部分。

思與行

  • 每次建立知識分類、舉辦討論或制定規則時,記錄:誰設定了問題?誰的經驗被納入?哪些聲音被排除?
  • 將研究社群視為可觀察的系統,定期檢查決策流程、成員參與與回饋迴路。
  • 避免把「自我觀察」縮減為自我檢討;還要檢視制度如何分配發言權與定義問題的能力。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