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 Duncan 在 2014 年的研究中，以南非 Marikana 礦工事件的早期新聞報導為例，檢視媒體轉型是否真的創造包容性的公共領域。文章認為，後種族隔離時期的媒體民主化確實打開了一些空間，但社會持續存在的貧富差距，也限制了媒體形成共同討論場域的能力。Franz Krüger 的研究則提出，在新興民主社會中，新聞業可以扮演資訊策展者、公共討論參與者，以及討論品質守門者三種角色。
非洲媒介研究也提醒，廣播節目與互動式談話可能成為公民討論公共問題的場域，但參與成本、電話費、教育差異、語言與媒體守門都會決定誰能加入。南非與烏干達的廣播研究顯示，媒介提供「發言管道」不等於消除結構上的沉默。
思與行
- 參與成本要納入設計：交通、電話費、網路流量、語言翻譯、照顧時間與可近性。
- 研究媒體民主化時，不能只看媒體數量，也要看所有權、編輯權與一般民眾實際影響議題的能力。
參考
- Duncan, 2014： “Reconstituting South Africa’s mediated public sphere,” Acta Academica。
- Krüger, 2017： “What should journalism do in a new democracy?”。
- 非洲互動廣播： Srinivasan & Abreu Lopes, “Mediated Sociability,” 2020。
- 烏干達廣播討論： Brisset-Foucault, “A Citizenship of Distinction in the Open Radio Debates of Kampala,” 2013。
- 重要延伸：媒體多元性需要所有權透明與分散的傳播入口、公共領域的開放性必須以實質參與平等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