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自然不是現代社會的殘餘,而是人們協商真實、歸屬與記憶的社會場域
靈異社會學on東海大學許甘霖老師 不以證明鬼魂、靈異或心靈感應是否存在為首要任務,而是研究:某些經驗如何被命名為「超自然」、如何在互動中取得可信度、如何形成社群,又如何受到科學、宗教、媒體與社會階序的承認或排斥。
從「是不是真的」轉向「它如何成為社會事實」
談到超自然,人們很容易陷入兩種對立立場:一方急於證明靈異現象確實存在,另一方則把它們一概視為迷信、錯覺或無知。然而,社會學可以先暫緩這場本體論裁決,轉而提出另一組問題:為什麼某種經驗會被稱為超自然?誰有權決定哪些知識值得相信?一段私人經驗如何變成群體共享的故事、儀式或地方傳說?相信者又如何在旁人的懷疑中維持自己的理解?
這種研究立場不是宣稱所有說法都同樣正確,也不是放棄查證,而是區分兩個層次:一是某個超自然主張是否有足夠證據支持;二是人們如何經驗、敘述、傳播和爭論這個主張。前者需要嚴謹的證據評估,後者則是社會學、人類學與文化研究能深入理解的社會過程。
因此,超自然現象不是一個與社會隔絕的奇異角落。它恰好是一個觀察社會如何劃分真實與虛假、正常與異常、知識與迷信,以及個人與集體的重要窗口。
一、超自然是一條會移動的知識邊界
「超自然」看似是在描述某種現象,實際上也在描述社會如何替現象分類。鬼魂、占卜、靈媒、外星訪問、能量療法或神祕地景,在不同時代和文化中可能被放進宗教、民俗、娛樂、醫療、犯罪或科學的不同框架。某些群體視為神聖的經驗,可能被另一個群體稱為迷信;某些曾被排斥的研究,也可能隨著制度與證據標準改變而重新獲得討論空間。
這使社會建構論成為理解超自然的重要入口:社會建構不等於「事情是假的」,而是提醒我們,事物的分類、意義和可信度,往往是在制度、語言、互動與權力關係中形成。象徵互動論則進一步關心,人們如何透過命名、暗示、故事和共同解讀,使一個模糊事件逐漸成為某種可辨識的經驗。
2026 年一項研究分析中國 1890 至 1949 年間兩千多份報刊、期刊與文章,追蹤鬼神信仰在近代世俗化過程中的論辯。研究指出,批評者常以科學、理性和教育等原則提出理論性反駁;支持者則較常援引親身經驗與軼事。研究也呈現心理學語彙如何被用來把信仰者描述成需要被矯正或病理化的對象。這場爭論因此不只是「鬼是否存在」,也關乎誰能代表現代知識、誰的經驗能進入公共討論,以及何種解釋獲得制度優勢。
從這個角度看,自然主義、懷疑論和事實查核不只是個人思考習慣,也涉及社會如何建立可檢驗的證據規則;世俗主義與祛魅則讓我們追問,現代社會究竟排除了哪些超自然解釋,又將哪些神祕性轉移到新的文化形式之中。
二、私人感受要經過互動,才會成為共享的超自然經驗
一個人可能在深夜感到房間裡有人、在特定場所聽見聲音、夢見已逝親友,或在偶然事件中感到某種難以言說的巧合。這些經驗對當事人可能非常真切,但經驗本身與對經驗的解釋並不是同一件事。社會學會繼續追問:當事人如何描述它?聽者如何回應?群體提供了哪些故事模板?哪些細節被反覆講述,哪些又被忽略?
現象學與現象學社會學提醒研究者,應先理解經驗如何被當事人生活和感受,而不是立刻把它化約成錯覺或接受其超自然解釋。情動理論、知覺、內感受和感官人類學則能幫助研究者注意身體狀態、環境聲響、光線、氣味、疲勞、期待與情緒,如何共同塑造一個場所的神祕感。主體間性和意義建構則說明,經驗如何在與他人的交流中獲得共同語言。
Nicola Pannofino 於 2025 年發表的義大利捉鬼團體民族誌,分析參與者如何在疑似鬧鬼的場所,透過互動策略讓幽靈成為可被談論、等待或回應的「在場者」。研究區分了由團體行動所促成的在場,以及被參與者理解為具有自主性的在場。這並不能證明幽靈客觀存在,卻清楚呈現:超自然相遇不只是某個人腦中的信念,也可能是一段由人際互動、空間氛圍和共同注意力組成的社會過程。
另一項美國研究則發現,捉鬼活動者會同時援引科學與宗教語言,使用技術設備尋找證據,並透過敘事組織鬧鬼經驗。這提醒我們,科技不只是中性的觀察工具,也可能成為參與者理解經驗、建立群體認同和協商可信度的媒介。由此可以連結科技哲學、多模態與聲景等研究方向。
三、超自然信念既可能普遍,也可能受到污名
超自然常被想像成少數邊緣人士的興趣,但調查研究呈現的圖像並不如此簡單。Clark、Baker 與 Bader 在 2025 年發表的英國全國調查,使用 2021 年蒐集的 2,100 名成人樣本,發現 78.3% 的受訪者至少相信研究問卷所列的一項超自然主題。這些主題並非單一信念,而是呈現地脈與靈氣、魔法與靈體、神祕生物、外星人等不同群集。
同一研究也發現,教育、收入與社會階級較低者,在若干超自然信念類型上呈現較高傾向;婚姻關係處於分居狀態者,也在部分類型上較常表達信念。這些結果是特定英國樣本中的統計關聯,不能直接推論因果,更不能用來替任何個人貼標籤。研究者也提醒,超自然信念在不同社會脈絡中的分布並不相同,不能把一個國家的結果當成普遍定律。
這項研究最值得注意的張力是:超自然信念可以相當普遍,卻仍被標記為不理性、偏差或不值得認真研究。這種情況可由社會污名理解:污名不一定來自行為有多罕見,而可能來自主流社會如何界定某種身份、知識或實踐不合常規。當研究者也因研究對象被視為「怪異」而忽略這個領域時,污名便進一步影響了哪些題目能成為正式知識。
因此,研究者應避免把信仰者簡化成無知或脆弱的人,也不應把社會邊緣處境浪漫化成超自然洞察力。更好的問題是:哪些社會條件讓某種解釋變得有吸引力?當人們遭遇失落、不確定或制度性排斥時,超自然敘事提供了什麼資源?它可能帶來安慰、能動感、關係連結,也可能被用來剝削、恐嚇或控制他人。這些可能性都需要具體研究,而非先驗判斷。
四、世俗化不必然讓神祕消失
如果把現代化理解為宗教衰退、理性上升、超自然信念逐漸消失,就很難解釋為何高度世俗化的英國仍有如此多受訪者相信某種超自然現象。問題可能不在於神祕信念是否消失,而在於它們離開了哪些制度、進入了哪些新場域。
傳統宗教組織可能接受某些超自然經驗,卻否定其他經驗;主流科學也可能排除某些主張,但人們仍會在靈性活動、個人探索、網路社群或大眾娛樂中接觸它們。宗教與超自然信念因而不總是簡單的正反兩端。Baker、Bader 與 Mencken 提出的「有限親和」理論(bounded affinity),便用來分析宗教經驗與超自然信念如何具有部分相似性,同時又受到宗教制度和教義邊界限制。
Volkan Ertit 也主張,討論世俗化時,不能只看教會參與或正式宗教信仰的變化,也應考察民間信仰、魔法及其他超自然秩序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換言之,祛魅未必意味著世界失去神祕性;神祕性也可能從正式宗教轉入個人化、流動化和非制度化的生活實踐。
這使宗教認知科學與社會學形成互補:前者可以研究人類如何理解代理者、意圖、因果與不可見存在;後者則追問,這些理解如何被組織、命名、規範,以及置於不同的權力關係中。兩種分析都不應被用來單獨判定某個人的經驗是真是假。
五、鬼魅也可能承載地方記憶、歷史創傷與文化經濟
幽靈故事不只關於死者是否回來,也常與某個地方發生過什麼事有關。廢棄建築、災難現場、戰爭遺址、殖民地景或長期被忽視的社區,可能因傳說、觀光敘事和集體記憶而被理解為「鬧鬼」或帶有幽靈般的氛圍。這些敘事有時讓被壓抑的歷史重新進入公共視野,也可能把創傷包裝成消費體驗。
2025 年一篇關於黑暗觀光與幽靈地理的研究,提出以「幽靈性」作為理解死亡、災難、創傷與痛苦記憶的分析視角。作者關心的不是用幽靈證明超自然存在,而是某些過去如何持續影響現在,使缺席者、未解決的歷史和代際創傷仍在地方空間中產生作用。這種視角可以連結黑暗觀光、文化地景、地方感、口述歷史、口傳傳統與無形文化遺產。
台灣也有以鬼怪觀光為對象的研究,從遊客感知、情緒、記憶與行為意圖切入,說明鬼怪敘事如何進入地方旅遊經濟。這也帶出一個重要問題:當地方傳說成為商品,誰有權講述地方歷史?哪些群體的哀傷被尊重,哪些痛苦卻被娛樂化?超自然敘事既可能保存地方記憶,也可能遮蔽歷史責任。
六、如何研究:既不嘲笑經驗,也不放棄證據
超自然現象社會學需要多種方法互相補足,而不是只靠問卷或少數奇聞。
- **問卷與比較研究:**測量不同地區、世代、宗教背景和社會位置中的信念分布,並清楚標示抽樣方式、題目設計與研究限制。
- **民族誌與參與觀察:**進入靈異調查團體、儀式社群、地方傳說活動或相關網路社群,理解參與者如何行動、互動與建立可信度。可連結民族誌、田野研究與線上民族誌。
- **敘事與歷史分析:**比較報刊、訪談、口述史、社群貼文和影像作品,追蹤某種超自然說法如何在不同時代改變。可結合口述歷史、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
- **感官與空間研究:**記錄聲音、光線、氣味、身體感受、建築和場域歷史,理解「神祕氛圍」如何形成,而不是只把空間當成故事背景。
- **跨領域證據評估:**當主張涉及可檢驗的物理或生理現象時,應使用適當的科學方法;研究者也要清楚區分當事人的感受、社群的解釋,以及可以獨立驗證的外在主張。
倫理上,研究者必須取得知情同意、保護參與者身份,並以反身性檢查自身的懷疑、信念與權力位置。尤其不應因某人敘述超自然經驗,就擅自替對方做精神醫療診斷;同樣地,也不能把可能造成傷害的操控、詐騙或恐嚇,因為尊重信仰而免於查證。尊重經驗與檢驗主張並不衝突。
結語:研究超自然,就是研究社會如何決定哪些經驗值得被相信
超自然現象之所以值得社會學研究,不是因為它必須被證明為真,也不是因為它可以被輕易歸類為迷信,而是因為人們圍繞它建立了語言、群體、儀式、技術、產業與記憶。它讓我們看見知識權威如何形成、污名如何運作、世俗化如何改變信仰形式,以及個人經驗如何在社會互動中取得或失去可信度。
因此,最有生產力的研究姿態,是同時保留兩種能力:對經驗保持開放,讓當事人的敘述不被嘲笑或預先病理化;對事實主張保持懷疑,讓證據、方法與替代解釋接受檢驗。這不是折衷,而是一種更嚴謹的社會理解:不急著裁定世界有沒有鬼,而是先看見人們如何一起生活在一個充滿鬼故事、記憶、恐懼、希望與真實爭論的世界。
延伸閱讀
- Clark, T., Baker, J. O., & Bader, C. D. (2025). “Marginalized, Secularized, and Popularized? The Prevalence and Patterns of Paranormal Belief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66(3), 612–635. — 英國全國調查,分析超自然信念的盛行程度、類型、社會位置與世俗化。
- Pannofino, N. (2025). “Presence from another world: An ethnography on paranorm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social interaction with ghosts.” Ethnography. — 以義大利捉鬼團體為例,分析幽靈「在場」如何在互動中形成。
- Eaton, M. A. (2015). “Give us a Sign of Your Presence”: Paranormal Investigation as a Spiritual Practice. Sociology of Religion, 76(4), 389–412. — 透過三年參與觀察與 32 次訪談,理解捉鬼活動的靈性意義。
- Baker, J. O., & Bader, C. D. (2014). “A Social Anthropology of Ghosts in Twenty-First-Century America.” Social Compass, 61(4), 569–593. — 結合調查與田野研究,分析鬼信念、媒體、科技和捉鬼實踐。
- Hong, Z., & Chen, Y. (2026). “The Rhetoric of Disenchantment: Ghost Belief and Secular Critiqu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ognitive Science, 50(1), e70158. — 以近代中國報刊與文章,分析鬼神信仰如何成為科學理性與世俗化論辯的對象。
- Martini, A., Sharma, N., & Timothy, D. J. (2025). “Dark tourism and spectral geographies: ghosts, memories, and the rupturing of absence and presence.” Tourism Geographies. — 將幽靈性作為分析死亡、災難、創傷與地方記憶的視角。
- Ertit, V. (2018). “Secularization: The Decline of the Supernatural Realm.” Religions, 9(4), 92. — 主張世俗化研究應考察整體超自然領域,而不只看制度宗教。
- Lee, Y.-J. (2021). “Tourist behavioural intentions in ghost tourism: The case of Taiwan.” — 從遊客感知、情緒與記憶研究台灣鬼怪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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