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ldry 與 Mejias 在後續文章中追問:如果資料擷取已深入日常生活,治理就不能只把問題縮小為某個人的隱私設定或一次性的同意。社會需要討論資料關係如何被制度化、誰能從資料流動中取得價值,以及新的法律安排能否降低不平等與剝奪。

這篇文章的重要意義在於把資料治理看作社會秩序問題,並促使研究者關注資料擷取背後的政治經濟。它不是提供一套可直接套用的政策菜單,而是提出制度性問題。

思與行

  • 數位服務採購或合作時,要求說明資料處理角色、保存期限、轉移對象與公共問責方式。
  • 將個人隱私教育與集體資料治理、公共監督及數位基礎設施政策連結起來。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