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an Galtung 在〈暴力、和平與和平研究〉中提出結構性暴力的分析方向,提醒研究者注意社會制度如何使人們無法實現其基本潛能。這個概念不是 ahiṃsā 的古典定義,而是現代和平研究用來補足直接暴力分析的工具。它使不害的當代應用必須追問:貧窮、歧視、污染與不平等如何在沒有單一施暴者的情況下持續造成傷害?
來源:Johan 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3), 1969, 16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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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與行
- 區分直接暴力、結構性暴力與文化性暴力,不要把所有不公平都不加辨析地稱作暴力。
- 將不害從個人品格延伸到制度設計、公共衛生、勞動條件與環境治理。